感恩奋进 双争有我｜酱坛里的红色密码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

“登得上城楼，望得见(jiàn)古塔，记得住乡愁。” 阳和楼，正定(zhèngdìng)城的“镇府巨观”，耸立于城市中轴线上，见证着这座古城(gǔchéng)的变迁。 1933年的阳和楼（南侧）。梁思成摄(shè) 曾经，这座宏伟的(de)建筑只(zhǐ)存在于记忆之中。对于很多正定(zhèngdìng)人来说，它只是老辈人记忆中的“过去”，直到近年(jìnnián)得以复建，才又矗立于正定古城内。从历史建筑研究角度(jiǎodù)而言，正定阳和楼(lóu)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对阳和楼的功能演变历程进行梳理，并从全球视野出发观察中外建筑特色，深刻解读其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蕴含的独特意义，更有助于去理解阳和楼，理解它作为正定古城核心文化元素(yuánsù)所迸发出的坚韧生命力。 夜幕低垂，华灯初上(huádēngchūshàng)。沿着燕赵大(dà)街往南走，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宇(lóuyǔ)映入眼帘。它雄立在正定古城中轴线上，这就是被称为正定“九楼之首”的阳和楼，曾是元杂剧的创作生产和演艺中心之一。而今，经过最近这次复建后(hòu)，这座号称“镇府巨观(jùguān)”的历史名楼，已然成为百姓的文艺大舞台，悠悠古曲和激越新歌在楼内回响。 阳和楼的演变历程生动地证明了其(qí)作为(zuòwéi)城市核心文化元素的坚韧生命力。 阳和楼(yánghélóu)的重要性很早就为学界所关注。1933年，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梁(liáng)思成先生首次考察研究阳和楼，他和同伴对这座建筑及其附属的关帝庙感到惊喜。他盛赞阳和楼“庄严尤过于(guòyú)罗马君士坦丁(jūnshìtǎndīng)的凯旋门”，并强调了其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，尤其是它保留着(zhe)金末元初的木质梁架结构，是现代人解读《营造法式(fǎshì)》的一个重要参考案例。梁思成先生的这次考察，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阳和楼的测绘图纸和第一批清晰(qīngxī)的照片，这些资料也成为我们今天认知阳和楼乃至复建工作不可或缺(bùkěhuòquē)的重要依据。 阳和楼建筑布局(bùjú)独特，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城市建筑文化史。其主体是一个夯土城台，外部包裹厚重的城砖。墩台(dūntái)中央有两道拱门(gǒngmén)穿过，台顶建有七开间歇山顶木构殿堂和两座(liǎngzuò)碑亭。在城台南侧，一座狭长小巧但却(què)五脏俱全的关帝庙恰好填满两道拱门之间的空间。这样狭长的庙宇(miàoyǔ)本身就已十分少见，而它与主楼形成的丁字形布局几乎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有趣的孤例。这种独特的形制，恰恰是它在历史上多次(duōcì)功能转变后层层叠加而形成。 据现有资料记载，这座建筑最初是唐代修建的(de)(de)城墙(chéngqiáng)南门。当时的真定作为(zuòwéi)北方军事重镇，其防御设施的高标准赋予(fùyǔ)了这座建筑宏伟的规模和外观。安史之乱后，真定的军事地位更加受到重视。为加强防御和容纳更多军民，真定城得到了扩建(kuòjiàn)。唐初的旧城墙被新建的更大的城墙所包裹，成为内城，也就失去了直接的对外防御功能，因此逐渐被废弃乃至拆除。 2021年拍摄(pāishè)的阳和楼。刘 乾摄 但是，这座宏伟的“旧南门(nánmén)”被完整保留了下来，而且从单纯的城防设施转变为(wèi)城市内部的标志性(biāozhìxìng)建筑。它不再面向城外空旷的军事场地，而是转变为一个融入主干道结构的民用城市建筑要素。 元代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的那次(nàcì)重大修缮，可以说是阳和楼历史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，进一步提升了它(tā)(tā)在城市中独一无二的地位(dìwèi)。这一转变的背后，是真定城市定位的深刻变化。元代疆域大幅扩张，真定不再(bùzài)靠近北方边境，军事不再是这座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。但它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(jiāotōngshūniǔ)地位，使它转身成为一个极尽繁华的商业与文化中心。阳和楼也因此被赋予了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功能。 其时，阳和楼(yánghélóu)成为一个(yígè)市楼，用以管理周边繁荣的街市。根据元代纳新（又译“乃贤”）的《河朔(héshuò)访古记》记载，阳和楼横跨南大街(nándàjiē)，“左右挟二瓦市”，一派繁华景象。其两侧还分布着若干富裕(fùyù)家族的宅邸。可以想见，当年的阳和楼下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(rénshēngdǐngfèi)，南北商贾穿行于拱门之下，两侧店铺鳞次栉比，关帝庙中香火鼎盛，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古代(gǔdài)城市文化生活画卷。除此之外，阳和楼还扮演着鼓楼的角色，承担着为全城计时报时等功能。 在(zài)这些实用功能之外(zhīwài)，阳和楼(lóu)在文化(wénhuà)领域也发挥着巨大作用。它为聚集于真定(zhēndìng)的文人雅士提供了一个交流切磋、品读吟咏的平台(píngtái)。在这里，以白朴为代表的元曲创作者，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名作，使得真定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文化之都。此后明清两代，历任地方官员都对阳和楼极为重视，先后进行过四次有记载的修缮。文人墨客(wénrénmòkè)登临楼台，俯瞰市井繁华，遥望滹沱河水，凭眺太行山色，留下诸多诗赋，如元代诗人刘因的“百尺市门起，重过为暂停”，明代文人姚西孟的“关山鼎峙旌旗(jīngqí)外，甍井星罗雉堞中”，以及明代诗人石珤(bǎo)的“春入太行山色好，雨晴南浦棹声多”。 历史上，阳和楼经历(jīnglì)了一次次的功能转变与维护修缮(xiūshàn)，但是在“变”中始终有“不变”的内核—— 从(cóng)物质层面(céngmiàn)看，20世纪的(de)阳和楼早已不是(shì)元代最初的建筑，但它在城市结构和形态(xíngtài)中的核心地位从未改变(biàn)。从城市形态学(xíngtàixué)的视角来分析，南大街是城市中轴线，尽管城市历经扩张，这条轴线的核心地位始终未变，后来的城市结构甚至通过调整公共建筑布局(bùjú)来强调和平衡这条轴线的对称性与中心性。阳和楼这座建筑始终占据着南大街的制高点，这赋予了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形态学意义。从中国传统风水理念来说，南大街被视为正定的“龙脉”，而高耸的阳和楼则是“龙脊”上的制高点。 阳和楼(lóu)长达数百年的(de)演变史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核心特征——功能几经更迭，其核心形式却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。它始终保持(shǐzhōngbǎochí)着墩台与上层木构楼阁的主体形式，以及楼和关帝庙之间(zhījiān)独一无二的“丁”字形布局。 其实，这种“形式恒久”现象，在欧洲的建筑历史中也存在一些类似(lèisì)的著名案例。例如，意大利帕多瓦的理性宫，在近八个世纪(shìjì)的时光里，其作为城市核心的基本形式与空间(kōngjiān)格局始终得以保持，并先后(hòu)承载了(le)审判庭、市场、市政厅等多样功能。再比如罗马城的马切罗剧场，它最初是古罗马时期的一座露天剧场，帝国灭亡后，其坚固的半圆形(bànyuánxíng)观众席先后被用作军事堡垒和贵族府邸，至今仍有人居住。 2024年10月6日拍摄(pāishè)的阳和楼。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摄 阳和楼的(de)这种“形式恒久”现象，如果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和技术背景中考察，其(qí)(qí)价值会更加凸显。上述欧洲建筑(jiànzhù)案例均为砖石结构，其物理上的耐久性是其形式得以长久延续(yánxù)的重要基础(jīchǔ)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古代(gǔdài)建筑多以(duōyǐ)木、土、砖为主要材料，这决定了其建造便捷的优点，但也因此更容易在(zài)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遭到拆除并重建成新形式。而且，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建立(jiànlì)在一种贴近生活(tiējìnshēnghuó)、顺应自然的哲学观念之上。正如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传世著作《园冶》中所言：“固作千年事，宁知百岁人。足矣乐闲，悠然护宅。”人生不过百年，又何必建造延续千年的建筑？这并非对建筑短视，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观——建筑是为人服务的，应与人的生命周期、社会的需求变迁相协调。这种哲学强调的是适用性与和谐，而非永恒的纪念性。 在这样的建筑文化与技术传统下，一座(yīzuò)建筑能够像阳和楼这样，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，历经军事防御、城市管理、商业中心到文化地标的数次功能转换，而其墩台、楼阁、关帝庙的核心形式始终被尊重、继承和延续，这就显得尤为(yóuwèi)难能可贵。即便经历多次修缮，工匠(gōngjiàng)们仍然没有(méiyǒu)对其形式做任何本质(běnzhì)的改动。 这类建筑，在城市形态学(xíngtàixué)理论中被称为“基本元素”。它指的是那些能够穿越时间(shíjiān)，在城市动态发展中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建筑空间或城市结构。它们是城市记忆的载体，是建构城市形态的锚点。阳和楼正是这样一个范例，它证明了(le)在中国(zhōngguó)建筑的生命周期中，同样(tóngyàng)存在着对“形式(xíngshì)”的自觉坚守，这种坚守并非(bìngfēi)由于材料(cáiliào)的不可变，而是出于文化和城市形态层面的认同。因此，阳和楼并非欧洲“永恒”建筑在中国的翻版，而是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，一个关于建筑生命力与形式恒久性的、不多见的特殊案例。它体现了一种动态的、适应性的“永恒”，一种在不断更新中保持核心身份认同的智慧(zhìhuì)，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连续性使然(shǐrán)。 启发持久保护与再利用(lìyòng) 尊重历史遗产，珍视文物价值，赓续(gēngxù)古城文脉。 阳和楼的这份“永恒”的独特意义，启发着当代中国(zhōngguó)的遗产保护与(yǔ)再利用。长期以来，大家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灵活性更多提供的是重建(chóngjiàn)与更新的案例，而阳和楼则提供了一个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、关于持久(chíjiǔ)保护与再利用的真实范本。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工匠是如何在传承中保护并再利用一座传世(chuánshì)建筑。 如此重要的阳和楼，其在中国近代的命运颇令人扼腕。20世纪(shìjì)初，在多重因素叠加下，阳和楼逐渐(zhújiàn)衰败。 首先，1907年，为(wèi)避免修建跨滹沱河的铁路桥，正太铁路和(hé)卢汉铁路交会的枢纽站被建在正定以南十几公里的石家庄。后者(hòuzhě)迅速崛起为新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。 其次，正定城市(chéngshì)内部形态(xíngtài)的演变。经济中心的转移导致城市结构开始变化，城市发展的重心(zhòngxīn)向西北(xīběi)方向的火车站偏移，这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南北大街的轴线地位，并从根本上动摇了阳和楼在城市生活和经济中的地位。根据梁思成和莫宗江拍摄的照片可知，他们在1933年(nián)到访正定时，阳和楼主体建筑虽基本完好，但已不再使用，登楼的阶梯也被(bèi)关门上锁，且楼上的木门扇、窗棂几乎尽数遗失。 2024年7月31日，无人机拍摄的阳和楼。河北日报记者(jìzhě) 赵(zhào) 杰摄 此外，战争和社会动荡带来了一定的破坏(pòhuài)。在(zài)战争中，阳和楼曾(céng)被用作瞭望台和堡垒，其木构殿堂遭到了毁灭性破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(nián)，雁北文物勘察团在(tuánzài)返京途中路过正定，调查古建并拍摄(pāishè)照片。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，彼时只有城台尚存，关帝庙还有少量建筑遗存，而城台上的木楼阁荡然无存。1966年拍摄的照片中，尚能看到残存的城台和关帝庙台基，其“丁”字形布局可以辨认(biànrèn)。但到了1968年，这里已变成(biànchéng)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，仿佛阳和楼从未存在过。 然而，不应该磨灭阳和楼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中的(de)重要地位。近年，为了全力做好正定古城保护利用工作，推动古城保护风貌(fēngmào)恢复提升、文旅深度(shēndù)融合，正定启动了24项古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。阳和楼复建(fùjiàn)被提上(shàng)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。之所以选择复建阳和楼，正是因为它在城市结构中的关键作用。正定现存的绝大多数古迹都位于古城南部和东部，这客观上使南大街成为正定的旅游轴线(zhóuxiàn)，而阳和楼恰好位于这个轴线的核心(héxīn)节点上。 复建工程启动后(hòu)，首先展开了考古发掘，但仅找到了旧塔基的三个(sāngè)角落。新建的阳和楼在形态上(shàng)以(shàngyǐ)梁思成先生的照片和测绘图为主要依据，力求再现其“原始(yuánshǐ)样式”。在建造技术上，新建的墩台采用了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，外部覆盖仿古的砖石。上部的木构大殿尽可能遵循了传统的榫卯工艺。但与历史上的城市形态(chéngshìxíngtài)不同的是，新的阳和楼不再横跨于道路之上。南大街的交通路线环绕阳和楼和关帝庙，形成了一个面积约(yuē)7000平方米的广场。 飞檐翘壁、巍峨精美。如今，作为正定“九楼之首”的阳和楼，成为(chéngwéi)展示正定传统文化的标志性(biāozhìxìng)建筑，并且实现(shíxiàn)了又一次功能上的“华丽转身”，被赋予新的使命。旅游业的兴起，让阳和楼作为城市(chéngshì)“核心文化元素”的角色(juésè)被重新发现。它(tā)作为中心，统率着周围的公共(gōnggòng)广场空间，成为当地居民的公共生活场所，更担当起城市旅游轴线上的核心节点角色，吸引着万千游客。夜晚，阳和楼广场成了人们争亮才艺的大舞台。台上(táishàng)，有人一展歌喉，陶醉其中；台下，人们鼓掌叫好，笑逐颜开…… 回顾过去(huígùguòqù)，阳和楼是中国(zhōngguó)古建筑生命力的(de)有力证明；展望未来，它也正成为正定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。当年梁思成先生惊讶(jīngyà)于阳和楼竟鲜有人提及，如今，尽管它已获得广泛关注，但其(qí)蕴含的价值还远未被完全发掘。尤其在学术层面，有必要通过更深入的历史与城市形态研究来识别这些价值。 例如，从理论上，阳和楼历次功能(gōngnéng)转变中(zhōng)“新”与“旧”的关系如何(rúhé)解读？从实践上，为了实现功能转变，古代工匠们具体做了哪些改变？又维持了哪些不变？这些经验是否具有普适性？是否可以移植到当代？从城市层面来看，阳和楼在历史上(zàilìshǐshàng)如何影响并(bìng)引导正定的城市生活？这些问题，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。（刘 乾） 关注河北日报，了解更多权威(quánwēi)资讯